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否则，司法改革很难说是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进行。[16] 就司法改革的宪法界限而言，《宪法》并未规定所有人民法院都要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产生，宪法甚至没有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级别，即使是在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之外设立其他类型的地方法院，[17]也与《宪法》没有抵触。
显然，上述制度设计的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但从宪法实施的视角看，宪法不仅是司法改革的法律界限，同时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价值目标。它们通常没有实体性权力。[20]从《宪法》本身的界限来看，跨区设立的人民法院既可采取普通地方法院模式，也可以采取专门人民法院模式。[26]究竟如何确立这种宪法关系，有待于立法者对《宪法》第124条以及第128条予以具体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是否仅限于直接选举产生？如果作最狭义的解释，这里的产生是指所有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11]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上述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具体化。《若干解释》旨在对《行政诉讼法》（1990年）作出全面、系统的解释，因此，这一规定也可以看作是对该法第53条参照规章条款的解释，[6]它使得参照规章的含义趋于明确并具备可操作性，即参照规章首先意味着法院必须具有对规章的审查权以判断其是否合法有效，合法有效的规章才可以引用。
从此案的裁判文书考察，法院对此案的处理显然没有遵循上述思路从而体现出相应的司法能力，而是默认了上述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并予以适用，实质上是放弃了司法审查的权限和职责。这往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某些疑难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注释: *本文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易言之，在司法权行政化等宏观制度因素尚未发生较大改变的前提下，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或许很难取得根本性的改善。
叶必丰：《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第67-73页。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287页。
[14]在裁判理由中，法院对1995年劳动部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的事实劳动关系概念进行解释，认为其与《劳动法》第16条、《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存在的逻辑关联足以形成一个规范体系，进而认定引起劳动关系产生的基本法律事实是用工，而不是订立劳动合同，并以此为依据认定原告与系争35位外来从业人员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5] 参见前引4，王庆廷文。那么，这项权力的实际运行状况与效果如何？回顾已有研究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充分关注，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基于法解释学的应然视角，探讨法院应当如何审查、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3]而忽视了这一权力运行的实效性考察。在这些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创设的司法审查权的运行规则并未发生实际效力，法院放弃了审查权而把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当作行政诉讼的当然法源加以适用，这完全忽视了《会议纪要》所强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之规定，也是对《行政诉讼法》（1990年）第53条规定的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之准则的违背。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在本案招标活动开始之前，从中央到河南省地方，此项工作已经交由各级计委负责，根据国务院2000年专题会议关于‘要求国家计委牵头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协调西气东输工程中的上下游衔接，落实市场和相关政策之精神，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豫政办（2002）35号《关于加快西气东输利用工作的通知》关于各级计委为西气东输利用工作的责任联系单位，配合同级政府和上级政府做好各项工作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认定周口市计委具有组织城市天然气管网项目招标工作的职权，进而以国务院及河南省两级地方政府已将‘西气东输利用工作交各级计委负责为由，排除了建设部行政规章的适用。本文第三部分对益民公司案的分析，实际上清晰地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思路：第一种是以结果考量为基本逻辑的技术官僚取向的判决思路——为达至正确的裁判结果，法官不惜违背《行政诉讼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参照规章的要求，以政策性依据否定具有法规范效力的行政规章条款的适用，进而在未对行政规范文件进行合法审查的条件下将其作为裁判依据。该条文除了确认现行与上位法相抵触标准外，还新增了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之标准，其意义在于突破了现有审查标准仅以维护法秩序、控制权力为目标的狭隘局面，增设了以权利保障为目的之审查标准。因此，《会议纪要》中所称的具体应用法律、法规或规章作出的解释，是指各行政机关对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条文的抽象解释，因而可以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范围。
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或适当进行评述。从中不难窥探出，与政策实施型制度逻辑相一致的过度科层化的法院权力组织结构、司法权的行政化以及与此相应的法官行为逻辑，导致了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司法审查能力的不足。
肖阳：《同命不同价将在近期改变》，载《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3月15日，第1版。三、司法审查权运行的具体情形与存在的问题 那么，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及其运行规则的实施效果如何呢？检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可以发现，自2000年《若干解释》施行以来截止201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一共公布了76个行政诉讼案例，其中14个案例涉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均发生在2004年《会议纪要》发布之后）。
[56]另外，这种倚重于政策考量与行政级别的体制化思维，还可能导致法官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丧失基本的审查意识，在判决中过于依赖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认定，以至于未经审查就将其作为辅助性的裁判依据予以适用，从而完全丧失了司法判断的独立性。但这个过程完全没有涉及对所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判断，实际上是以政策考量取代了合法性审查，进而将符合政策精神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单独地作为裁判依据予以适用。如果说一审判决由于说理论证存在重大缺陷而难以为被诉行政行为提供明确依据的话（判决书没有指出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哪一个条文，更未对适用法条进行解释、论证），那么，二审判决所依据的上述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对当事人课以义务的征收养路费、附加费等内容，[18]实际上也存在缺乏法律、法规等上位法明确授权的问题。法院未对其中的征收养路费、附加费这类侵益性规定是否具备合法授权等要件进行审查、就单独地以之为依据作出裁判，相当于将行政规范性文件视为行政诉讼的当然法源予以适用，显然违背了前述司法审查权的运行规则。[2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1期。由最高院司法解释作出的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的规定，可以看作是针对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53条这一具体的法律条文的解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权限范围之内，因而无需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从裁判论证说理的充分性角度看，此时法院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准则，应当以《食品安全法》为依据对美通公司作出处罚。本文认为，从司法权自身的运行逻辑角度考察其面临的问题，或许是一个更富有解释力的视角——法官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中所体现出的司法技术上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可以在这个层面得到更为透彻的解释。
类似的问题亦存在于黄金成等诉成都市武侯区房管局划分物业管理区域行政纠纷案、 [21]北京希优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不服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行政决定案[22]等案件中。其余45个文件（占比约83%）则属于未经审查、直接适用或者是回避审查、不作评判的情形。
这种状况随着2014年11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而得以改变，新法第53条、第64条正式确立了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权。根据法院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裁判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情形又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类型，本文称之为单独适用和辅助适用，前者的数量为5次，后者为9次。
[54]这种行为逻辑亦得到了制度上的回应与认可，这主要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针对下级法院的频频请示，可以作出各类具体的或抽象的指令方面。[2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4期。而致使法官审查勇气不足的首要原因是强行政弱司法的政治体制（接受问卷调查的40位法官中有36位选择此项，占比90%），其次是行政诉讼法对于司法审查没有明确授权（ 40位法官中有23名选择此项，占比57.5%）。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规范意义上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运行规则。
[5] 第三，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属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当下主流意见倾向于从外在制度环境因素中探究此类问题的根源（如地方保护主义、党政机关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干预等）。[23] 参见前引4，王庆延文，第84页。
另外，两高所做的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旨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监督。法律层面上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的明确，则应希翼于未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要件的设置
审查性规范提供了宪法的司法实施基础，而事实性规范是宪法的政治实施依据。法院特别指出：在解释一项制定法之时，立法者的立法权而非立法后果是决定是否合宪的标准。
这就是说，与古典宪法回避相比，现代宪法回避更加尊重国会意图，不轻易质疑法律的有效性，不对系争法律作违宪解释，只裁决该解释有违宪可能。必须牢记的是……应永远假设这个机构具有美德、常识和适当知识。对于符合宪法的解释而言，宪法的价值属性体现在法律体系之中，是法律寻求与宪法的和谐一致。即虽然国会有权对个人财产施加限制，但其限制不得延伸至修正案的禁止范围之内。
通过假定国会意图良善，试图制定与宪法相一致的法律，避免将法律拉进宪法争议的是非圈内。通过对两类权利采用不同的审查标准，法院加重对防御自由的司法保护，限制立法机关多数的专横。
如果拒绝这一禁止，国会等于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2] 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
一般认为，古典宪法回避以1804年的Murray v. The Charming Betsey[12]案为肇端，也有人认为发轫于1800年的Mossman v.higginson案。宪法工具并不等同于宪法解释，只是贯彻三权分立这一宪法价值，通过假定国会善意、真诚与尊荣（good faith and bona fide），不使其超越宪法界限。